约哈娜·梅尔塔:艺术是一份工作,和其他工作一样

关于无法融入商业画廊的创作、身处边缘的生活,以及一所用笑脸给孩子打分的学校

约哈娜·梅尔塔的肖像
约哈娜·梅尔塔。照片:翁德热伊·梅尔塔

约哈娜·梅尔塔自2026年1月起在ArtGraduates上拥有个人主页。今年秋天,人们开始谈论她,范围远远超出了斯库泰奇。她的过程性扩展雕塑Ó Europe, I cry for You(哦,欧洲,我为你哭泣)由建筑围栏搭建而成,立于帕拉茨基广场的圣母柱下,搅动了这座五千人小城的平静水面,还登上了全国性媒体(她名字的搜索量急剧上升,也没有逃过我们的眼睛)。最终,经与艺术家协商,作品被拆除。斯坦尼斯拉夫·比勒尔在Deník Alarm上发表的报道从社会学角度看待整个事件,并对当地人带着讽刺。

我们想知道,艺术家本人如何看待这整件事;一位主要创作观念性作品、作品大多卖不出去、而且常常连同城居民都看不懂的艺术家,生活过得怎样。我们还问她,为什么和家人从布尔诺搬到了斯库泰奇,以及她究竟为什么需要创作。虽然我们平时以「你」相称,但为了这次采访,我们改回了「您」。

约哈娜,您和家人是在2020年夏天、新冠疫情期间搬到斯库泰奇的。是什么让您一家偏偏来到这里?这些年过去了,您一家在这里生活得怎么样?

我们原本是布尔诺人。2012年我们开始计划组建家庭的时候,空气中已经开始能强烈地感觉到住房危机。孩子们陆续出生,于是我们一直在寻找某种「属于我们自己」的东西。在密集地四处看房七年之后,我们看到了一则梦想之屋的广告。

那是斯库泰奇的波尔什别墅。离我们的生活和朋友隔着两个州。

但是,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家的愿景胜出了。住在租来的房子里、没有任何保障,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,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条通往完全未知的路。去帕尔杜比采州,去斯库泰奇。我们也相信,在哪儿都能找到好人。

斯库泰奇有它的起起落落,也有与前政权有关的悬而未决之事。有些东西必须消亡,有些东西则需要下苦功。我在斯库泰奇很幸福,尽管这里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。不过,孩子们长大以后是否还愿意住在这里,还得等着瞧。

约哈娜·梅尔塔:Ó Europe, I cry for You,2026年,帕拉茨基广场,斯库泰奇
Ó Europe, I cry for You,2026年,帕拉茨基广场,斯库泰奇。照片:艺术家档案

您一家曾相信,在哪儿都能找到好人。您一家在斯库泰奇找到新朋友了吗?平时怎样和他们共度时光?

我会把它比作寻宝,或者淘金……现在我把自己逗乐了,因为我一向以自己不是淘金女为荣!我们在斯库泰奇的朋友圈非常多样。从我珍视的几位年长女士(我会在街上遇到她们,简短地聊几句),到我们通过当地童军活动结识的有孩子的家庭。我以前还常去Domov na cestě创作,那是一个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住所和医疗照护的机构,我在那里和服务对象成了朋友。但我们既不去酒馆,也不去教堂,所以我们亲近的人确实只有寥寥几个。也正因如此,我更加珍惜他们。

您的丈夫翁德热伊也是一位艺术家。他是如何融入斯库泰奇的?多年前您二位曾一起办展,去年他还为您的作品写了一篇文章,就放在您的网站上。您二位会互相批评对方的作品吗?您二位都在创作,还有三个孩子,家里是怎么安排的?

我丈夫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、音乐人、社会活动家、演员、电影人、哲学家、发明家,他一直关心社群。在斯库泰奇,他主要关注罗姆社群和年轻人。我觉得他在这里的朋友比我多,不过友谊和时间一样,是相对的……

翁德热伊是我最大的批评者,同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一起办过好几次展览,多年来一起组过乐队,还一起有了三个孩子。而且我们依然相爱。简直难以置信。

随着我们一起变老,我们遇到了不同的需求。翁德热伊是即兴大师,而我年纪越大,就越需要留出时间余量、做充分的准备。所以我们各有不同的工作方法,这让我们的合作项目变得更复杂。

在我珍视的艺术家Sráč Sam家里举办的展览Sklízíme kameny, občas bláto(我们收获石头,有时是泥巴)中,一切都很成功,这也正得益于Sam和她的家人营造的独特环境。我们既有几个月的准备,也有即兴发挥。那是由我们两人和一些普遍而严肃的主题拼合而成的拼图。我们像一个创作者那样工作,我很喜欢我和翁德热伊做到这一点的时候。

您的创作跨度很大:从小巧、私密的物件,到您自己所说的扩展雕塑,也就是进入公共空间、进入与人的关系之中的过程性作品,就像今年在斯库泰奇那样。创作对您意味着什么,对您本人而言?

对我来说,创作是绝对的生存必需。那是我的自然栖息地,我的领地。就像你在恐龙的自然环境里遇见一只恐龙。我需要创作,否则我就是一个不幸福的人。我需要创作,规律地、用手、用脑、自由地、持续地。这种自由不仅在于可以用各种手艺和材料创作,也在于创作时不必顾虑作品卖不卖得出去。我的很多作品是观念性的、具有社会批判性的。但我也以常规形式做作品,带着审美上的追求。我把大部分作品藏在阁楼上。也许哪天会有人把它们拿出来。

约哈娜·梅尔塔:BALANC Č.8,2025年,装置,祈祷跪凳,装在塑料袋里的碎纸和水平仪
BALANC Č.8,2025年,装置,祈祷跪凳,装在塑料袋里的碎纸和水平仪。照片:芭尔博拉·特恩科娃

艺术首先给您带来什么?是治疗、一种沟通方式、看到新事物诞生的喜悦、对某种缺失的补偿,还是行动主义?

艺术是一份工作,和其他工作一样。虽然它眼下没能给我带来经济上的稳定,但我相信它有意义。通过艺术/视觉表达,我传达问题,寻找解决办法,并努力把握这个问题、挖掘它、弄清它所包含的一切要紧之处。当然是主观的。每把锁都有一把钥匙,或者至少曾经有过。

务实地说:我被赋予了一些才干,我觉得有必要运用它们,不让它们撂荒。就像你有一块肥沃的田地,却任由它长满杂草,或者油菜。我努力让我播下的种子有好收成。我必须创作,这是一种必需,一种内在的引擎。但这绝对不是治疗。我作品中出现的问题虽然是个人的,但我之所以处理它们,正是因为它们超越了我,我感到它们首先是普遍的。于是它们成了主题。比如强奸,或者对简化情感的批判,边界与价值观的问题。我逐渐找到了通往沟通的路,现在我的作品对我来说,和与人交谈的机会同样重要。那件做出来的东西往往只是沟通的钥匙。我工作的果实,要到讨论时才结出来。

很长时间以来,我一直把艺术看作一种特殊的言语,一种语言。它有自己的拼写规则、笔迹、书法、方言、误解。所以我经常使用文字,我喜欢它所具备的单义、多义以及诗意的可能。

同时,我不喜欢被装进盒子里,每当我开始落进某个盒子,我就会转换方向。比如陶艺。我和陶土打了7年交道,当有人介绍我是陶艺家时,我就停了下来。我热爱手艺,一直在学东西,我喜欢发现的过程、实验,也喜欢错误。现在我在做灰泥刮画,做灰泥刮画的画作,但我很想走向室内外更大的尺度。

与此同时,我也活跃于艺术行动主义,以及遵循zero waste原则的纺织创作……这大概不容易把握,但对我来说就是这样运作的。这种创作的自由。这就是我的盒子,一个没有墙的盒子。

约哈娜·梅尔塔:ECOLOGY OF TRAUMA,2025年,装置,广告字母,充气气球,氦气,细绳,白桦枝
ECOLOGY OF TRAUMA,2025年,装置,广告字母,充气气球,氦气,细绳,白桦枝。照片:芭尔博拉·特恩科娃

您很想把灰泥刮画做到更大的尺度。您设想这样的灰泥刮画会出现在哪里?已经有在洽谈中的项目了吗?

眼下灰泥刮画暂时搁置了,因为我正专注于Ó Europe项目的下一阶段……我很高兴它将去往另一座城市。但一切还在官僚层面洽谈,所以我还得等等才能公布地点。

我走上灰泥刮画之路完全是自然而然的:我们在翻修自己的房子,经常会剩下一些建筑材料。黑色部分我用灰烬,还会把我们柴火炉里的木炭碾碎。我以前做马赛克,以为那是我通往室外的路,但那是一条死胡同。灰泥刮画是一种很棒的文艺复兴技法,我在其中运用我的主要手艺:素描。目前我并不寻找委托项目,要么它自己会来,要么眼下更重要的是探索整个过程。我喜欢用芦苇和灰烬来做,但也试过聚苯乙烯。凭借这次经验,包括较大尺幅的经验,我现在知道自己能够在做了外墙保温的建筑上做灰泥刮画……您想象一下,所有那些立面上没有任何美学元素的建筑,如果有了灰泥刮画,会变成什么样。

约哈娜·梅尔塔:STILL SAME,2026年,灰泥刮画,芦苇,粗灰泥和细灰泥,灰烬
STILL SAME,2026年,灰泥刮画,芦苇,粗灰泥和细灰泥,灰烬。照片:艺术家档案

在我们这里,公共空间中的当代艺术常常遭到拒绝,斯库泰奇也不例外。您如何解释,很大一部分捷克公众如此难以找到通往当代艺术的路?要让人们以好奇而非拒绝的态度面对当代艺术,需要改变什么,比如在教育方面,这也是您在作品中批判性反思的对象?

需要改变的东西很多。从最根本的基础开始。尤其是全面改变美术课的教学,但我不确定我们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改革。这些问题代代相传。具体来说,我举几个例子:幼儿园里一个孩子把大象涂成紫色,老师告诉他这样不对。一个小学女生不想完成美术课上布置的作业,于是画了另一个题材,老师却把她的作品撕碎了。

我讨厌成年人扼杀孩子的创造力和创作潜能。我们可以试着为他们辩护,说他们很可能也经历过类似的事,但他们无权把自己的创伤传下去。创伤不能成为借口。那是他们的创伤,如果他们不能够/不愿意去面对并解决它,就不应该教书。全体教师都应该接受心理评估,至少用来发现严重的病态。

我不想再引起误解,所以再回到作品Ó Europe, I cry for You的本质上来。这是一个侧重于与人协作的艺术项目,即对公共空间的社会激活式介入。为了与斯库泰奇的人们沟通,我选择了「雕塑」这个词。但在下一座城市,这个项目的传达方式又会有所不同。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巡游欧盟各地,作品中包含的几条线索,使我们能以不同方式与观众协作。教育正是我在「我的欧洲」中反思的线索之一。

总的来说,人们对自己艰难生活的境况感到沮丧。他们把艺术家、文化工作者看作寄生虫,或者自私的人。我们的工作不具有工作的地位。文化资助体系让人们很恼火:他们不理解它,所以也不信任它。然后公共空间里出现几座花了天价、品味低劣的雕塑,对他们来说这就是证据。我的项目没有从国家资金里拿到一克朗,因为我没有申请,我不想让我的工作背上这个问题的包袱。

斯库泰奇自己阻碍了自己的理解。这里的人更需要发牢骚,而不是了解些什么,或者一起解决些什么。在这里,我常常遇到冷漠、麻木和缺乏教育。但那寥寥几个前来参加导览、想要了解作品的人,克服了自己的羞怯,我很感激他们。Ó Europe, I cry for You这件作品带给我的经验非常宝贵,也很有教益。

很多人期待广场上的艺术是好看的。您的围栏有意向每一个想添加点什么的人开放,渐渐被驳杂的留言和海报填满。它们的面貌演变成这样,让您感到意外吗,还是您早有预料?您是否有意利用作品的面貌会激怒人们这一点?这种驳杂是否就是作品所谈论的欧洲的写照?

对我来说重要的是,在那片被圈占的领地的边缘,重要的东西与不重要的东西混杂在一起。就像我们在线上和线下环境中通常所熟悉的那样。于是,「觅女伴」之类的小广告,和政治宣传品、印着小猫的海报等等碰在了一起。过了很久,那片表面才开始被填满,让人明白任何人都可以贡献任何东西。人们害怕那片干净的表面,害怕介入其中。但即便填满之后,也看得出恐惧依然存在。这种胆怯在后极权国家很典型,在受到监控的公共空间尤其如此。我告诉当地警方,对我作品的任何介入都没有问题。我的「雕塑」本不是要一眼看去就好看-美丽,那根本不是重点,但这也可能发生。只要有人有这个意图,张贴或者画上类似的东西,我是说美丽的东西,就够了。这座雕塑就是向一切开放的。我曾和一些艺术家洽谈合作,但最后我连所有作品都没来得及张贴。也许在下一座城市会有更多的时间和可能。

约哈娜·梅尔塔:Ó Europe, I cry for You,2026年,局部,含参与艺术家维罗妮卡·诺伊曼的印刷作品
Ó Europe, I cry for You,2026年,局部,含参与艺术家维罗妮卡·诺伊曼的印刷作品。照片:艺术家档案

在您看来,教育是Ó Europe的线索之一。您有三个孩子,所以也会从家长的角度看学校。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学校对待孩子创造力的方式?那么,您的那些KAKABUS雕塑又是谁?

我们的孩子经历过好几种教育模式,从Montessori学校和森林幼儿园,到那些得不到我信任的公立体系。男孩们经历过一段可怕的时期,遭受了校园霸凌,而校长既不愿处理,甚至也不愿承认,之后他们还在家上过学。我们的大儿子在新冠期间上一年级,所以上的是网课。在那之前,他根本不习惯坐在电脑前。那很不公平。但对我来说更糟的是发现,给他们打分靠的是老师的情绪,用的是smile and sad表情符号。我们向孩子们解释,他们上学不是为了让老师高兴,而且哭脸也不是恰当的评价。

我们的情感变成了某种东西……而这种东西彻底质疑了我们能够、也有权去体验的一切。哈维·鲍尔创造了笑脸符号,从而简化、滥用并出售了我们的情感。当时他把它设计成一个面向企业员工的奖励系统。但如今它被普遍用来评价任何活动,包括孩子的活动。

正是在这些教育经历之后,我创作了KAKABUS雕塑。作为对一个问题的回答:什么是当代具象?

KAKABUS这个词,我们很多人在童年时都从这句话里听过:「netvař se jako kakabus」(「别拉着一张苦瓜脸」)。我用陶土塑造出雕塑的有机形体,再给它们戴上表情符号面具。那是一场关于简化人类情感的游戏,也是一种社会批判。我完全没想到,恰恰是这些雕塑会成为我的某种产品。我认为是雕塑一部分的那种批判并不明显,因为人们已经太习惯表情符号了,以至于其实再也看不到那种批判。不过这没关系,每个人都有权对艺术持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。

约哈娜·梅尔塔:Bolest(痛苦),KAKABUS系列,2020年,釉面陶瓷,35 × 23 × 20 cm
Bolest(痛苦),KAKABUS系列,2020年,釉面陶瓷,35 × 23 × 20 cm。照片:艺术家档案

您的大部分作品是装置、情境和过程,没法简单地挂在墙上。斯库泰奇的项目得到了私人基金会Kalliopi的支持。这样的创作是如何获得资金的?您的艺术卖得怎么样,又卖给谁?

正如我之前暗示过的,我的创作并不依赖经济回报。否则我早就停止创作了。说实话,我已经无数次想放弃,去Tesco上班,但我做不到。这不是选择的问题。我需要创作才能活下去,大概就像需要水一样。销售是零星的,有小单也有大单。我做瓷器、画油画、做拼贴、灰泥刮画,用珍珠在金属板上刺绣,也就是说,有很多可出售的东西,但很少有人知道。乡村的孤立是另一个局部的问题。有几个想来参观我工作室的人,在发现我住得有多远之后,打消了来访的念头。大多数买家满足于停留在他们的布拉格中心主义里。我的很多作品本质上是不可出售的,而当我那些主要是系列性的作品确实有商业潜力时,我并不排斥出售,但也不会特别去争取。万事皆有其时。

约哈娜·梅尔塔:Ó Europe, I cry for You,2026年,局部,含翁德热伊·梅尔塔的蓝晒作品
Ó Europe, I cry for You,2026年,局部,含翁德热伊·梅尔塔的蓝晒作品。照片:艺术家档案

您写道,您做了很多可出售的东西,但很少有人知道。您与商业画廊打交道的经验如何?互联网会给您带来感兴趣的买家吗?

我不主动找商业画廊,它们目前也没来找我。我不在它们的视野里。我是一位身处边缘的艺术家。这也要看是谁联系我、提出什么条件。我不会和随便什么人合作。这正是我的自由带来的好处:我不必那样做。我的作品被几家国家机构收藏,也进入了许多私人收藏。有些收藏家一再联系我,这让我非常高兴。最美好的是,人们告诉我,和我的艺术一起生活有多好。

是的,也有完全零星的买家通过Instagram或别人推荐联系我。我很高兴知道我的东西去了哪里,落到了谁的手里。

感谢您接受采访!

阅读原文: Česky

发现艺术家

Hossein Khosravi

伊朗 综合材料

Annie Brown

英国 绘画

Jan Turner

捷克 观念艺术
↑